摘要：（一）现代风险社会的形成和特征 从理论上看，要理解风险社会及其深刻性问题，必须先要理解风险作为关键词所具有的重要内涵。 ...

四、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关键要正确处理好两个方面的重大问题：一是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二是党的领导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

在社会转型及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中，各类风险的突发和层出不穷使风险社会成为了一种社会形态，人们对生产和日常生活之确定性与可预期性的期求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而社会风险的防范与处理又必须借助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力量，这就使作为社会控制主要手段的法律在科学性方面更具针对性。然而，在风险社会尤其是社会转型的矛盾多发期，社会利益结构和关系的复杂使法律的明晰性价值不能对社会治理保持较好的适应性。

再次，风险社会治理促使法律对公平、秩序、自由和效率等价值具有选择倾向性。为了社会风险的有效预防和解决，对已把现代风险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而进行整体性治理的集体应对来说，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更期待通过优良的法律制度和具有强制力的国家规制进行社会控制，并以之统合社会中基于个人自主和社会自治的调整，在此意义上，法治化的社会治理制度就是风险社会场域中的必然设置。这给中国当下的社会治理带来了重要启示，即社会治理法治化应当重视相应的德性法制建设， 而通过德性法制建设为社会治理提供制度指引和保障，正是风险社会下中国法治建设的重点或倾向性所在。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加快的条件下，中国当代的社会转型持续深入，不仅表现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嬗变，也表现出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向更为发达的后工业社会运行的趋势，伴之而来的也是各类风险和危机的不断增多。在作为良法之治的法治形态下，不仅国家和社会生活要依法而治，而且法律制度自身和运行过程获得了更多的德性：体现了公共意志，包含了权力制约与权利保护的精神。

这些社会危机把人们的日常生活推入了一种布满风险的场域，无疑也给国家和政府的社会治理带来了重大挑战。2. 中国风险社会的判断 风险社会理论不断扩大着现代风险概念的适用范围，使之与反思的现代性理论联系在一起，从而抽象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以揭示现代性对人类产生的影响。例如有学者曾指出，社会法作为第三法域的中间领域，兼具私法和公法因素，这一表述主要是从社会法的特征去描述的，因为这样有助于法学的分类和探求法的发展轨迹。

而在日本，随着社会法领域具体实定法的精细化、成熟化，社会法研究不再追求一统的体系构建，也不再拘泥于抽象的概念之争。二战后的德国虽然继承了魏玛时期的部分社会权利，但更多强调个体尊严，而对魏玛时期对社群主义或团体主义倾向保持距离。一些并非弱势的个人或群体就可能借助制度为自身谋取利益，倾斜保护制度就可能出现损害社会公平、伤害弱势群体的现象。但在学术上，社会法的概念到底应当如何理解，仍然颇有争议，并产生了以中义社会法与广义社会法为代表的不同主张。

例如，对于劳动关系中的非系统性加班问题，国家是否需要介入，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在当前中文学界的社会法研究中，借鉴较多的包括庞德、昂格尔、哈贝马斯、基尔克、辛茨海默、拉德布鲁赫等学者的理论。

所谓不平等性，指的是社会法关系中相关主体在信息、能力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因而法律将其拟制为不平等关系。但是，零工经济也伴随着对既有劳动关系的突破，在有的情形下可能引发市场最低工资恶性竞争、劳动者权益受损等负外部性。但事实上，无论是公法还是私法，其实都早已经不是纯粹的传统公法或私法。有的部门法，例如消费者保护法，虽然从学术领地上划分可能属于官方所界定的经济法，但仍然可以划入社会法的范畴，因为学术逻辑有其自身的张力，完全没必要从学术领地的观念出发，削足适履。

综观我国官方对社会法的界定，可以发现如下特征：其一，我国官方对社会法概念并未排除其他界定方式。从总体效果来看，中义社会法的建设也与我国社会法学的发展具有较高的契合度。而当有学者强调社会法与环境法等部门法存在区别时，其概念的使用主要是从学科研究对象与学科建设的角度进行阐述的。通过聚焦于这三个核心命题，我们可以找到社会法家族类似之处的关键连接点，展开以问题为导向的社会法研究。

以零工经济为例，零工经济一方面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对于整体社会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二）学术领域的社会法界定 与官方的统一界定相对，学术领域对社会法有多种界定方式，其中包括了狭义、中义、广义与泛义等社会法理论。

此外，我国的社会法实践和学术研究密切相连。还有学者则指出应当创新规制方式，例如以助推的方式矫正市场中的不平等问题。

一般而言，当相关行为具有正外部性时，则国家不但应当允许此类行为，而且应当采取相关行动促成相关交易与活动。其次，持续性命题也将对传统法律制度提出挑战。在法学理论中，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已经被当代法学研究广为接受。例如行政命令进路的优点在于较为简单直接，但缺点在于企业可能阳奉阴违，或者在形式上满足政府规制，但实质上却规避政府规制。当前不少制度都从信息能力入手，要求能力较强的一方对能力较弱的一方披露更多信息，使双方能力达到平等状态。正如李鹏委员长所说：关于法律部门，法学界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常委会根据立法工作的实际需要，初步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

但在其他很多时候，概念可能是没有中心点或公分母，此时概念的界定取决于如何从若干家族类似之处着手，划定概念的范围。而在诸如排放污染物等行为中，企业等行为则可能给社会带来负外部性。

但这种规制方式也可能存在问题，因为这种方式可能会对社会主体施加过多限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负责人指出：社会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法律部门，它包括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困难群体权利保护等方面的法律。

最后，广义社会法理论认为，中义社会法采用了广义社会法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因而实际上是广义社会法的支持者。一方面，官方从20世纪初就逐步确立了作为法律部门的社会法，并逐渐拓展其外延。

但在其他更多情形中，一个家族成员的相似性可能是去网状或去中心化的，例如一个家族的成员甲乙丙都有高鼻梁，甲丙丁都有棕色眼睛，乙丙丁都是金色卷发，丙乙丁声音都有些沙哑。在比较法与社会法原理研究的层面，实用主义的社会法也可以更好地借鉴域外的学术资源。同样，有学者虽然也聚焦中义社会法，但也指出社会法是一种广义社会法，因为社会法是公法与私法以外之第三法域，与公法领域、私法领域相对应，具有冲破公法与私法划分藩篱的‘革命意义。对于这样一种关系，国家正式法律制度往往并不轻易介入，因为这种制度往往具有社群主义的特征，并且往往能够通过社会规范等方式非正式制度进行解决。

一、社会法的概念：历史与争议 我国对社会法概念的界定主要从官方与学界两个层面展开。其次，如何设计倾斜保护制度，也亟需深入研究。

从当前我国社会法所包含的法律领域来看，某些法律领域同时兼具不平等性、持续性与外部性三个特征。有观点认为，概念的界定是法学研究的前提，应当首先通过对语词的辨析实现概念的统一。

这种相似性可能是中心化的，例如某个家族成员的眼睛都是棕色的，或者某个家族成员的头发都是金色的。例如有学者指出：社会利益本位论是不成立的，社会利益也不是社会法专有的利益，因为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很难区分。

国家也可以借鉴庇古税（Pigovian tax）的做法，对具有负外部性的活动进行征税，让相关主体承担活动所产生的外部性成本，对具有正外部性的活动进行补贴，激励相关主体进行此类活动。其次，不同时代的社会法也不尽相同。相比陌生人或纯粹市场主体来说，这种关系常常在长期互动中形成，而不仅仅是陌生人主体之间的博弈。〔52〕最后，就救济制度而言，对于损害弱者权利的行为，应当更多依赖于行政等积极手段加以保护，还是更应当依赖于司法等被消极手段进行保护？在以司法手段对弱者权利进行救济时，对于弱势群体在诉讼门槛、主管机关、举证责任、损害赔偿标准等方面又应当作何种制度设计？此类问题，也都需要社会法研究超越传统公法与私法，在制度方面作出回应。

例如一百多年前，奥斯丁曾在《法理学讲义或实证法哲学》中指出，为了建构一门作为科学的法学，法理学必须首先实现法律概念的统一，消除词语的混乱与争议，实现法律概念的统一界定。实用主义理论则进一步提醒我们，语词的使用与界定应当采取问题导向，而非本质导向的立场。

不平等命题对于制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到了80年代后，里根革命和新自由主义又对社会立法与国家规制产生了很大阻碍，甚至在全球层面掀起了去规制化的浪潮。

例如行政法学界对于政府决策正当性问题的关注，就与社会法学研究具有很高的重合度。相反，当相关行为具有负外部性时，则此时国家应对此类活动进行规制，以避免公众为私人损害买单。